要求孩子“听话”在我们的生活中是件再普通不过的事。听不听话，乖不乖，已成为人们评价孩子的一个简易标准。但在我的家庭中,也许是我和先生一直有一种意识，我们很少对圆圆使用“听话”这个词，相反，我们倒是更愿做“听话”的父母。

圆圆大约两岁时，有一次我和一个亲威带她到天安门广场玩。往公交年站走时要过一个天桥。圆圆不走台阶，要走两侧固定栏杆的那个只有十公分宽的小水泥台，她总是喜欢这样“独辟蹊径”。亲戚说，咱不走那个，走台阶好不好，赶快去坐公交车。圆圆不听。我对亲戚说，不用管她，她想那样走就让她那样。

圆圆两只小手抓着栏杆，慢慢地一点点往上移，我在旁边护着她，提防摔下来。

这时，又过来一个比她稍大些的小男孩，看圆圆那样子，就也要从另一侧沿着栏杆走，他妈妈说：“好好走路，听话！”强行把孩子拉走了。

圆圆很费力地终于爬上了天桥，非常兴奋，还想沿着栏杆从桥这头走到那头。亲戚说：“圆圆乖，咱也像那个孩子那样听话，不走这里了，好吗？”我顾及到亲戚的情绪，也对圆圆说：“下来走吧，咱们快点走好不好，这样太慢了。”圆圆说不，又抓住栏杆，一步步往前挪。我看她其乐无穷的样子，也就不管她了。

终于过了桥面，该往下走了，她还是要好奇地尝试一下沿栏杆往下走的感觉。走了一半可能是没新鮮感了，也觉得确实不方便，才下来。

过这个天桥，本来一分钟就可过去，现在花去大概有十分钟的时间。我能感觉出亲戚在旁边的不耐烦。她笑着对我说：“你真是个好妈妈，孩子这么不听话，你还那么有耐心，我看你总是听孩子的，她说要干什么你就让她干什么。”

我非常理解亲戚，她当时还没孩子，不知道每个小孩子都是“不听话”的。我在心里向她说抱歉。在成人利益和孩子利益间，我首先要选择孩子的利益，哪怕当时领的不是我的女儿，是她的孩子，我也愿意陪孩子慢慢过天桥一一我们本来就是带孩子出来玩，为什么一定要把去天安门广场看作是有意义的，把过天桥看作是没意义的，孩千在哪里玩不是玩呢？也许在圆圆眼里，天桥比广场还有趣得多。

……

家长是孩子第一个且最重要的榜样。如果家长在任何事上都想说服孩子按大人的想法来做，整天要求孩子服从自己，就教会孩子在无意识间也用同样的方法对待他人。幼小的孩子很快学会一套绑架家长的做法，“不听话”就是他们惯用的绳索，消极但有效。这种事件积累得太多，会形成极端心理，发展为一种偏执。

教育中许多看似司空见惯的做法，背后其实有很多人们看不到的错误。多年来人们习惯于要求孩子“听话”，这仿佛是为了孩子好，但深入分析就可看到这是成人与孩子间的不平等。并非父母们不愿平等地对待孩子，而是不容易对自己的权威意识产生警觉,不曾意识到自己在孩子面前扮演了权威的角色。

哲学家弗洛姆对权威主义伦理学充满批判，认为它所主张的就是：“服从是最大的善，不服从是最大的恶。在权威主义伦理学中，不可宽恕的罪行就是反抗。”

无论家长们多么爱自已的孩子，如果经常向孩子提出“听话”要求，并总是要求孩子服从自己，他骨子里就是个权威主义者。这样的人几乎从不怀疑自己对孩子提出要求的正确性和不容否定性，他潜意识中从未和孩子真正平等过，但在孩子眼中，他们只不过是些“不听话”的家长。

基本可以肯定的是，凡是那些非常自以为是、性格偏执的人，他的童年中一定有一段较长的必须服从于他人意志的生活。个人的意愿不断受到压抑，这是童年时代环境给他留下的心理创伤，一生难以完全愈合。很多人把这种偏执施行于自己的后代身上，又在后代身上留下偏执痕迹。

当然，做“听话”的家长绝不是对孩子言听计从，不能突破道德底线。对于孩子那些没有礼貌的发号施令，没完没了的交换条件，粗鲁无礼的话语,一句也不能听，否则就是纵容。“听话”与纵容是完全相反的两种东西。“听话”的实质是如何理解儿童，如何平等对待儿童,纵容只是溺爱。“听话”培养的是具有民主气质的公民;纵容只能造出一个颐指气使的小暴君。

卢梭说，当儿童活动的时候，不要教他怎样地服从人；同时，在你给他做事的时候，也不要让他学会役使人。要让他在他的行动和你的行动中，都同样感到有他的自由。用本文的话语来表述，就是家长和孩子都不要去控制对方，都要做“听话”的人。而家长作为强势者和主导方，是局面的开创者一一想有个听话的好孩子，一定要记住：在孩子面前首先做个“听话”的家长。